一些中国家长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英式教育,这给英国企业和慈善机构创造了巨大的潜在机遇。
当被问及这种现象的原因,英国教育专家都使用了两个相同的关键词:“说教”(didactic)和“质疑”(questioning)。由 于知识在全球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关键地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担心,比起更为鼓励质疑精神的英国学习方式,说教式的中国教育方法可能有所不及。
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进入英国学校就读的壁垒都很高,某种情况下,在中国甚至更高。
英 国两所最著名的传统私立学校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和达利奇学院(Dulwich College),都已在中国开办了分校。过去10年,私立学校已率先利用中国实践了开办海外分校的新理念,这些学校创造的收入,可以为母校提供助学金来 源,或者用于降低英国学生的学费。
此外,私立学校团体英国女子日间公学联合组织(Girls’Day School Trust)宣布了一项计划,将在靠近上海的地方开办一所男女同校的六年制学院。
使用英式课程的国际学校——与传统的英国私立学校不同——也在扩张。总部位于马德里的King’s Group于4年前开办了北京英国学校(British School of Beijing),同时,它还在西班牙和英国经营国际学校。King’s Group教授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IGCSE)的课程,这是逐渐被越来越多英国私立学校采用的英国中学教育普通证书(GCSE)的国际版本。该校校长 詹姆士•巴滕(James Batten)表示,北京“至少有10所”学校在教授英式课程。
英国大学在中国授予学位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大。代表英国各大学校长的英国大学联合会(Universities UK)估计,约有1.1万名中国学生在中国国内学习,以争取获得英国高等教育证书。该市场之所以吸引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比起英国本国来,中国的监管程度 相对宽松,与在英国母校念书的英国及其他欧盟(EU)学生相比,这些大学可以对在中国国内攻读英国大学学位的学生收取更高的学费。
当然,这些大学也可以向许多到英国学习的(非欧盟)学生收取相对较高的费用。但对于宁愿在国内学习以减少生活成本,并且可以离家更近的中国学生来说,这是另一个市场。
英国大学在中国提供学位最为普遍的方式,就是通过无校园(campus-free)模式。许多机构都热衷于采用这一方式,史塔福郡大学 (Staffordshire University)就是其中一个,该学校正通过合作关系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曼以及欧洲提供学位。该校国际办公室主任彼得•雷诺兹 (Peter Reynolds)表示:“建立海外声誉有助于我们招生工作的进行。”
英国精英大学联合体罗素大学集团(Russell Group universities)的成员之一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已冒了相对最大的风险,通过开办海外分校吸引海外学生:一所在马来西亚,一所在中国——2004年建于与上海毗邻的宁波。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主管国际化的副校长克里斯汀·恩纽(Christine Ennew)教授表示,财政收入并不是主要动机。他只是希望这些海外分校能创造“足够的盈余”,以支持继续扩张。她说:“我们希望看到,两所分校在未来3至5年都能显著成长。”
中国和马来西亚分校不是造钱的机器,这两所学校对“我们在全球的声誉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我们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上的排名上升了许多。”《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是主要基于学术领域意见的一套全球大学排名。
但哈罗公学和达利奇学院却直言不讳地鼓吹建立海外分校的经济利益。哈罗公学在北京和曼谷分别有一所分校。达利奇学院的三所分校都在中国——北京、上海和苏州。两所学校的校长均表示,他们将会利用分校赚来的钱来提供英国国内的助学金。
以达利奇学院为例,这是使其母校实现“零需求”(needs blind)计划战略的一部分,在这种理想状态下,伦敦母校可以仅仅因为学生的学术能力,接受任何一个想要的学生,而不必考虑这些学生的父母是否支付得起学费。
不过,他们对海外业务的利润守口如瓶。这两所学校使用的模式是,本土合作伙伴向英国学校交纳一定费用,获得学校名称和专业知识,而英国学校要订约保 证提供与母校类似的质量,这是英国私立学校海外扩张的标准模式。哈罗校长巴纳比•勒诺(Barnaby Lenon)表示,两所学校的年利润加起来“毫无疑问是6位数”。
不 过,尽管有财政收入方面的诱惑,有些私立学校校长还是对向中国及其它国家进行海外扩张的好处表示怀疑。一位校长指出,举例来说,假定一所大规模寄宿学校的 标准费用为每年2.5万英镑,那么如果一所学校每年能从一间分校挣得25万英镑,总共也只能给英国母校增加10个学生名额。这位校长表示,如果一所学校只 是出于成本动机设立分校,那海外扩张就没有意义,因为它将在旨在吸引10个额外学生进入英国母校就读的相关市场活动上,花费少得多的时间和资金。
英国学校设立的监督制衡机制相当严苛。这反映了大多数英国学校在进行海外扩张时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它们希望为母校赚钱,但前提是不能损害自己的品牌。
这个精心设计的体系包括,至少一位管理者的任命权、母校职员至少一年一次的视察,以及日常进度报告。每一所中国分校校长的任命,达利奇及其国际合作伙伴都需要达成共识。勒诺表示,伦敦哈罗公学亲自为北京分校任命校长。
但在向中国扩张上,英国教育组织同样也面临阻碍。北京英国学校的巴滕表示,选择招收在华外国学生,并用外国教学大纲对他们进行教育的学校,不能同时 招收中国公民。由于被迫在两个市场间做出选择,多数外国学校都选择了外国学生,但英国女子日间公学联合组织却逆势而行,主要招收中国学生,并使用中国的课 程大纲。
巴滕承认,由于这种划分,“我们要想填补市场变得更加困难”,但他表示,他们的学校可以并已经招了许多拥有中国及另一个国家国籍的双国籍学生。不 过,他补充道:“从其它方面来看,这可能更好,因为如果学校80%学生的母语都是中文,那么英语水平就不会太高。”这会减弱课堂活力,不利于那些讲母语并 学习英语课程提纲的学生。
许多学校也表示,没有当地合作伙伴,很难进入中国,而拥有合作伙伴则可能会削弱它们的影响力。
其它作为英国学校扩张目的地的国家,大部分也是这种情况,比如泰国和海湾国家。但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像中国一样,对本国和外国学生进行严格区 分。这可能解释了,为何许多传统的英国私立学校正在计划把首所分校设在其它国家。例如,奥多(Oundle)将在明年联合创办一所迪拜分校。
但有些英国私立中学仍在关注着中国,许多大学也是如此。其中包括贝德福德(Bedfordshire),目前,该校正在考虑开办一所中国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