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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北大历史系会不会以王益为耻 原文地址：http://view.news.qq.com/a/20080624/000002.htm

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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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

王益是何许人也？北大历史系毕业生，中国金融证券界风云人物，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据相关报道，52岁的王益没有参加6月10日下午的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碰头例会，他已于6月8日被“双规”。多家消息来源均称，此次王益被“双规”，与其多年来在证券市场的违法违规活动相关。

王益落马是制度监管不力和个人贪欲膨胀的结果，应该与其母校北大没有关系。那么为什么要问北大历史系会不会以王益为耻呢？这源于北大历史系近日高调表达了以另一位系友为耻的意思。

同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的范美忠，地震发生时丢下学生独自逃跑，并且事后撰文为自己的逃跑行为高调辩护，这激起了舆论激烈的批评。范也获封“范跑跑”之号，成为众矢之的。此时，范美忠的母校也站出来在范的身上踏上了一脚。北大历史系党委书记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们以有这样的学生为耻辱，对学校开除他我们表示赞成。

如果范美忠的逃跑行为真让北大历史系感到耻辱的话，那王益的落马更应让北大历史系感到耻辱了。范美忠的逃跑固然不道德，但在客观上并没有对学生造成伤害；范的自辩固然可恶，但那至多是一种言论之错。而王益就不一样了，他不仅失德而且涉嫌违法违规，并且涉嫌违法的情节可能还相当严重，涉及的数额可能很巨大，危害可谓不小。范跑跑之恶与王益之恶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那么，以范跑跑为耻的北大历史系，是否也当以王益为耻呢？

估计北大是没有勇气（或者不敢）说“以王益为耻”的。首先，北大历史系一直以来，是极其推崇这位功成名就、身居高位的毕业生的，且一直以王益为荣。北大BBS上一篇名为《北大77级后部分优秀校友一览》的文章中，“王益，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78年考入北大历史系”赫然在目，王副行长被置于非常显要的位置。北大110周年校庆时，王益也以特别嘉宾的身份被邀请参加校庆“110+30”校友论坛，获得这种荣誉的都是有特别成就的校友。甚至连张维迎老师都曾经激动得语带哽咽地尊称王益为“我们敬爱的王益老师”。习惯了以这位身居高位的王益系友为荣，倘若人家突然落马了就以人家为耻，前躬后倨，这脸变得未免也太快了，北大自己也需要一段荣辱转换的心理调适期。而范跑跑就不一样了，北大历史系本来就不喜欢这样没有成就、没有权势又很“不听话”的学生，本就觉得这样的学生丢了自己的体面。当这样的毕业生陷入某种困境之时，自然会借机表达“以其为耻”之情了。

此外，“以范跑跑为耻”一说能塑造北大历史系的某种道德形象，而如果此时声称“以王益为耻”，则是在揭自己的丑。范跑跑已经被贴上了“不道德”的标签，已经被视为一个“可耻”的逃跑者，这时候北大历史系称自己“以范跑跑为耻”不仅不会丢北大历史系的面子，还会在大张旗鼓地与范划清道德界限的同时，反衬北大历史系高大的道德形象——我们批评范跑跑，所以我们比范高尚，北大历史系以范为耻，所以北大历史系都是高尚的人。而如果宣称“以王益为耻”就不一样了，自家曾经引以为荣的毕业生如今落马了，这只会提起舆论批评北大历史系教育的议程。“以范跑跑为耻”能在踩自己学生一脚的同时帮北大历史系树一块道德牌坊，而“以王益为耻”则只会给北大历史系带来负面影响。

昨天声称以范美忠为耻的北大历史系，今天有没有勇气宣称以王益为耻呢？这将北大历史系推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北大历史系啊，还是要厚道些，不要太功利和太势利了。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功成名就、身居高位，作为育人者应该高兴，并不事张扬、不揽功、默默地与之分享荣耀；如果学生走上社会后犯了错，社会可以抛弃这个人，但母校永远不能抛弃自己的学生，学生身上的毛病，学校应有共同承担和反省的责任，老师应该有教育和批评的义务，与自己的学生站在一起反省，从学生的毛病和错误中反省自己的教育。对走出去的学生保持一份为师者的平和关爱，不要动辄势利地“以谁为耻”、“以谁为荣”，这样才能避免“是否会以王益为耻”这样的尴尬拷问。

高知识人群失业加剧：奢侈不起的浪费

2006年09月18日 07:20 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主持人：邹民生 乐嘉春

高知识人群失业：劳动力市场奇特现象

主持人：两位好。今天我们来谈一个中国奢侈不起的问题：高知识人群失业问题。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800多万，登记失业率为4.2%。如果加上没有登记的失业人口和其它失业人口，现在的失业率远远不止这些。与此同时，在对失业人群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高学历人士数量明显增多。失业群体有向高知识、高学历群体发展的迹象。这是为什么呢？请两位谈谈你们的看法。

赖德胜：就业问题确实是一个政府不敢忽视、影响面很大的社会问题。特别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现在出现了高知识人群失业现象，更值得关注。因为我们国家总体上才刚刚步入小康，培养一个大学以上学历的人，无论是从家庭还是从社会来讲，都可以说代价巨大、成本极高。如果这样一些人也流入失业行列，那将是消受不起的巨大浪费。我们还没有奢侈到这样的地步。因此，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大家的警觉。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失业人口经历了一个隐性失业显性化的过程。随着企 事业单位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强，我国的失业问题开始变得日益严重。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接近千万人。

一般来说，失业者通常都是文化程度较低、缺乏一技之长的劳动者。但是，近两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奇怪现象，就是过去从来都认为不可能失业的高学历高知识群体开始加入失业队伍，而且呈逐年扩大的趋势。这其中，最为典型、也是目前社会上最为关注的就是大学生失业问题。

今年7月，由团中央学校部、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合作完成“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的调查显示，今年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已签约和已有意向的人数仅为49.81%，不到毕业生总数的一半。拿就业形势相对较好的北京来说，也差不多有40%的大学毕业生未能在离校时找到工作。

而人事部的调查数据则更为悲观， 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338万，2006年为413万，比去年增加了75万，增长率为22%，而全国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预计约为166.5万人，比去年实际就业减少22%。这意味着将有六成应届毕业生面临岗位缺口。这种说法虽然很快就遭到教育部的反驳，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却是谁也不可否认的事实。

李长安：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的高知识人群失业还不仅仅停留在专科本科这个学历层次，研究生乃至留学归国人员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也卷入其中。据统计，截至2005年，研究生扩招年递增速度平均超过了26.9%，而研究生的毕业人数也屡创新高。根据有关部门近期对不同专业的研究生进行的随机调查，近半数认为，就业前景“很可能还不如本科毕业生”。

至于曾风光无限的海归留学生，现在的就业形势也大不如前。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3年底，共有70.2万人出国留学，其中学成回国的有 17.28万人。这17万多的“海归”，正活跃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资料显示，教育部直属高校中，“海归”担任校长的占78%，在博士生导师中占 63%，在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占72%。大批“海归”们在教学、科研等重要岗位占有很大比例，发挥着重大作用。

此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出现了大批新兴岗位，涌现出了大量新型人才，如律师、会计师、咨询人才和中介人才等，这其中“海归”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海归”作为中国一笔宝贵的人才财富，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但是时过境迁，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海归人士的逐渐增多，海归人员的就业难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据世界人力资源实验室近期对随机抽取的1500 多个“海归”样本统计的结果显示，有35%以上的“海归”存在就业问题，40%“海归”感觉自己的职业方向出错。而2004年底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只有 57.5%的”海归”能在归国6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找到工作。“海归”变成“海待”现象很值得深思。

高知识人群失业：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主持人：高知识人群失业在我们这样一个急需各类人才开发新的就业领域、推动经济发展的国家，实在是匪夷所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两位能否从这个角度谈谈高知识人群失业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冲击？

赖德胜：确实，你提的是一个奇特而又沉重的话题。大家知道，就业作为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失业人数的规模与结构，对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影响尤为明显。要分析我国目前的失业问题，只能从我们特殊的国情出发来解剖。

首先，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了奇特的失业现象。现在，之所以会发生高知识人群失业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大学生的培养和就业仍存在着体制性障碍。结果是大学毕业生在选择工作时一般会首先考虑留在城市，很少从一开始就考虑去农村。据估算，在城市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可能超过了20%，而在农村则不到1%。

由于户口、社会保障、生活条件等因素，学生大量积压在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高知识群体在城市或东部地区大量积压，另一方面却是广大农村或西部地区人才资源严重匮乏。而教育本来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最有效的方式，但由于人才与知识的分布不均衡加剧了城乡和地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逐年扩大，从而使大学生更不愿意回到农村或中西部地区就业。正是这样的经济与人才格局，导致了高知识群体的局部性过剩。

其次，高知识群体的失业不仅是教育资源的极大虚耗，而且是家庭和社会资金的巨大浪费。对大学生个人来说，不仅有长达十几甚至二十几年的人生时间投入，而且还有家庭巨额的经济负担；对社会来说，每年以亿为单位的教育投资是政府财政支出中很重要的一笔，是巨大的社会投资，如果一个大学生在接受教育后失业，那么全部的教育投入将难以获得应有的回报。

这里，我们不妨从个人教育收益率的角度来观察，世界银行在1980年代初对44个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高等教育收益率进行了统计，其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别为13%和9%。另据有关专家对我国2000年教育收益率的测算，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仅为8.47%。这就说明，在我国接受教育可能得到的收益，不仅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也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政府财政是教育资金的主要来源，而高知识群体失业现象的存在，正说明了我国教育财政的低效率。据教育部的估算，目前我国培养一个本科生的成本至少为4至5万元，硕士和博士的培养成本则更高。如果假设每年有1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话，就会有500亿元教育经费被浪费掉。这对于我国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教育经费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

从目前看，人力资本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70%。对我国的研究也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逐年上升，目前也已经达到了40%左右水平。现在，高知识群体失业的大量涌现，必然削弱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

李长安：高知识群体失业现象的存在，还反映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虽然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依然呈现出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落后、地域布局不合理、技术水平低等特征。换句话说，现行较为落后的产业结构难以承受由于高考扩招、留学人员大量回归等带来的劳动力结构猛然升级而形成的短期压力。用劳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

此外，高知识群体失业对抑制消费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限制了中等收入阶层的进一步扩大。高知识群体是构成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人群，但高知识群体失业问题的存在，延缓了中等收入阶层形成的进程，也削弱了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政策和措施的效力。

二是高知识群体失业也导致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实际或预期收入水平的降低，削弱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继2003年大学生遭遇就业难后，2004年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将比上年降低25%至30%，而2005年的月薪较之前一年又有下降。这对扩大消费也有非常明显的负面影响。

如何应对高知识群体失业新挑战

主持人：是否可以这样说，现阶段高知识群体失业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出现的特殊现象，它反映了我国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问题，特别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问题，是导致这种奇特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加重，防止其对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冲击，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赖德胜：这样说吧。我国现阶段出现的“知识型失业”，并不完全意味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市场需求，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安排的特有产物，具有结构性与转型性的特点。为此，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消除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某些不合理制度，降低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同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营造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让知识劳动者在市场竞争中寻找就业的最优位置。

二是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适度规模重新界定。从技术进步与熟练劳动力供给的关系看，我国在长期内应该把教育发展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此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的发展。

我们不能以当前出现的“知识型失业”简单地断定我国的教育规模已经“过度”了。我国的高等教育刚刚进入大众化阶段，2004年的毛入学率为 19%左右，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但是，高等教育适度规模的确定，不仅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而且必须考虑所处阶段的制度环境。

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主要是以城镇单位为取向的，在某种意义上，适度高等教育规模应该以城镇人口为统计基数。在制定教育长期发展战略时，要把现阶段面临的制度约束和经济发展需要结合起来，在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保证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发育相协调的前提下，使其保持一个相对超前的发展速度。

李长安：除了上面赖教授提到的重视劳动力市场建设之外，我认为还应该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是解决知识失业问题、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保持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根本之道。

首先，推动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加快农村和西部等落后地区产业升级的步伐，以此作为吸纳知识劳动者就业的“大容器”。这样做既有利于解决知识失业的问题，又能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的平衡发展。

其次要营造良好的招人用人环境，充分发挥创新型高层次人才的潜能，防止“过度教育”导致的人才浪费。当然，知识劳动者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在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当中的市场定位，重新调整自己在劳动力市场当中的薪酬预期和职业定位，努力使自己的知识价值实现最大化。

知识型失业凸显我国产业结构缺陷

□李长安

近些年来，高知识群体失业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更引起了新一轮“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再度泛滥。在“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高知识群体失业现象就显得尤为引人瞩目。

从国际经验来看，高知识群体失业的情况在各国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尤为明显。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初，印度的大学毕业生失业总数为2万人左右，占全部失业人数的12%，70年代达到120万人,占失业人数的20%左右，80年代大学毕业生失业人数却多达150多万人。

我国的高知识群体失业现象主要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据统计，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在1996至2005年期间分别为93.7%、97.1%、76.8%、79.3%、82.0%、90.0%、80.0%、70%、73%和72.6%，总体呈下降趋势。

毫无疑问，高知识群体失业现象的存在，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较大的缺陷。造成知识型失业的原因有很多，但经济转型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是其中的主因。也就是说，面对高校扩招浪潮和归国人员日益增多的冲击，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呈现出很大程度的不适应，无法吸收由于劳动力知识水平和学历层次突然猛增所带来的压力。

一方面，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经济重型化倾向严重，这不仅制约了普通劳动力的就业容量，也压制了对知识劳动者的吸纳能力。因为，在第三产业中，包含有许多适合知识劳动者的行业如金融服务、法律咨询、信息咨询、保险 证券、计算机和网络服务等等。

目前，我国的第三产业虽有很大的发展，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依然较为落后。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看，2002年、2003 年、2004年分别为34.3%、33.4%和31.9%，2005年有所提高，达40.3%，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在70%左右。

从就业吸纳能力来讲，第三产业要比其他产业强得多。据统计，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重工业是400个，轻工业是700个，第三产业是1000个。令人担心的是，就在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同时，经济重型化的问题却日益突出。过度的重工业化不仅对投资和资源造成了庞大的需求，也是造成经济快速增长而就业能力下降“悖论”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地区分布失衡，削弱了其对知识劳动者的就业分流能力。在我国，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其产业结构就越合理；反之，越是落后地区，其产业结构就越落后。比如，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2004年北京的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分别为2.4%、37.6%和60%，上海分别为1.3%、 50.8%和47.9%，西部落后省份如贵州的这三项指标分别为21%、44.9%和34.1%。

具体以知识密集型的信息产业为例，据统计，2005年我国东部地区网民普及率达13.0%，高出国内平均普及率8.5%的4.5个百分点；而我国西部地区网民普及率仅有6.0%，低于国内平均普及率8.5%的2.5个百分点。

此外，再加上劳动力市场流动的重重障碍，结果是知识劳动者只能大量聚集在中心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从而形成了中心城市和东部地区知识失业现象日益严重和广大西部和农村地区严重缺乏知识劳动者并存的现象。

由此看来，要解决我国现阶段出现的知识失业问题，必须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花大力气。一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尽快遏制国民经济重型化的倾向；二是加快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缩小产业结构的地区差异；三是大力提高产业发展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消除知识失业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双重目标。

●近两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奇怪现象，就是过去从来都认为不可能失业的高学历高知识群体开始加入失业队伍，而且呈逐年扩大的趋势。其中，最为典型、也是目前社会上最为关注的就是大学生失业问题。如果这样一些人也流入失业行列，那将是消受不起的巨大浪费。我们还没有奢侈到这样的地步。

●造成我国高知识人群失业的主要原因包括：首先，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了奇特的失业现象。其次，由于户口、社会保障、生活条件等因素，学生大量积压在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导致了高知识群体的局部性过剩。再次，现行较为落后的产业结构难以承受由于高考扩招、 留学人员大量回归等带来的劳动力结构猛然升级而形成的短期压力。用劳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

●高知识群体的失业不仅是教育资源的极大虚耗，而且是家庭和社会资金的巨大浪费。高知识群体失业的大量涌现，必然削弱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高知识群体失业对抑制消费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限制了中等收入阶层的进一步扩大。二是高知识群体失业也导致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实际或预期收入水平的降低，削弱了他们的消费能力。

-看点

在我国社会总体上刚刚迈入小康阶段的时候，在全社会正需要知识型、创新型人材提升社会经济整体质量的时候，在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物质基础与财富积累的中产阶层有待进一步扩大的时候，我们的失业人群中却过早地出现了高学历人士的身影。这是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有什么后遗症？这是我们此次对话想要探讨的问题。然而，这是一次没有结束语的对话。因为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来不及深入探讨下去。

比如，从1998年起，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的增长率一直以比GDP增长率高出近一倍的速度在高速增长。特别是1999年和2000年的扩招，更是拉出了两根翻5到4倍的长阳线来。为什么要扩招，当时的扩招政策是基于怎样一种判断，有没有考虑过综合经济长远效益问题，考虑过教育的投入与产出问题。

还有，学校在课程建设乃至人材培养方面，有没有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有没有对我国的产业动向做至少5到10年以上的预测分析？而管理部门有没有做过跨部门的研究？从宏观的角度看，我们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配置，有没有一个切合消费升级与产业变革趋势的总体规划？所有这一切，都是导致我们社会过早出现知识型失业的原因之一。

知识型失业在许多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表现。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文化教育之间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滞后或超前，这就难免要出现一定程度的高学历人群失业现象，但这种现象往往很快就会消失。因为高知识型人材通常自己会做出适应性调节。但在我国，这个问题这么快就显露出来了，似乎太早了点。因为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经济还没有发育到那种程度，我们还不能承受那么奢侈的浪费。怎么办呢？方方面面是否也想一想。

-编余

———亚夫

5月20日，Google全球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博士，做客百年名校暨南大学为大学生做”搜索机遇－兼谈大学生成长”的演讲。一向受大学生尊敬，崇拜的李开复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演讲会场爆满，响应非常热烈。

李开复博士以”搜索已经到头？”的提问式开头，谈到在搜索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目前搜索技术的状况还远没有到达成熟，而只是在成长过程中，成熟的搜索应该更加智能化，将来的搜索结果不应该出现成千上万条信息而是一问一答式的搜索结果，因此搜索还远没有到头，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将搜索技术不断完善，并从中寻找新的机遇。

再谈到目前Google的三种主要模式分别是：整合搜索，社区，移动搜索。

整合搜索：是Google的一个重大变化，目前在Google搜索关键字会整合不同方面的信息，这是Google目前的一大趋势。

社区：Google看到了社区的信息的丰富多彩及广阔的市场，可以根据注册会员的兴趣爱好不同搜索到不同的结果，目前Google与天涯已经合作共同开拓市场。

移动搜索：随着3G网络的来临，互联网与移动网络的逐渐融合，Google要抓住中国6亿的移动用户的需求。

讲完搜索的机遇后向学生们演示了Google的科技成果如Google学术搜索，Google地图和最新的金山词霸，Street View等。一直关注中国大学生教育的李博士最后还兼谈了大学生成长的问题及与学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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